（转载）《景县•历史的星空》(卷一）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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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正当全县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同心协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由邓文华同志编撰，反映景县历史文化的又一著作——《景县·历史的星空》问世了。该书以翔实完备的史料，介绍了景州古城的轶闻趣事、民情风俗和历史文物古迹，记述了历代仁人志士赞誉古城风光的诗词佳句，探析了封、高两大望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墓群鲜为人知的秘密，再现了景县历史上杰出人物的风采。该书的出版发行，是景县文史研究工作的重大成果，对于传承景县历史文明，弘扬景县优秀传统，培养景县人民继往开来、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景县，又称景州，古称“条”，大约四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古老的景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漫长的沧桑岁月中，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造就了无数的时代精英，历史上曾涌现出儒学大师董仲舒、一代廉吏高允、大天文学家张胄玄、农民起义领袖高士达、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等灿若群星的风云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景县历届县委、政府依托景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梳理县域文化资源，积极展示、宣传古老的历史文明，努力打造“文化名县”。在此基础上，新一届县委、政府努力探索“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提出了“一年一大步，三年上一个大台阶，五年再造一个新景县”的宏伟目标，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一个承载着光荣与理想的“和谐景县、人文景县、魅力景县”，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景县的优秀历史文化，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加快发展、不断前进的动力之源。研究、总结和借鉴景县历史，传承、创新和发展景县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希望有更多的有识、有志之士投身于景县文化的发掘、研究、总结、编撰工作，再现景县历史发展脉络，探究景县人文演进历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借鉴，让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服务于当代，惠泽于未来。

中共景县县委书记卢援助

景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建刚

二OO七年十一月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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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县，从历史走向未来
邓文华
五千年前，黄河从黄土高原奔腾而来。也许是为了滋润更多的土壤，养育更多的生物，她将自己强劲莽苍的躯体化作九条河流，在华夏大地的东方铺展开来，从不同的方向汇入大海。其中有一条河流叫作鬲津，在今山东平原附近派生出来，夺路北上，经过今景县大地，进入沧州，在盐山一带流入大海。那时，正是新石器时期，陶器已经出现。鬲，就是一种陶器，它有三条中空弯曲的短腿，先民用以盛水，也是祭器之一。鬲津，可能就是因为两岸的人民以制鬲为业而得名的。相传，我们的先哲虞舜就在今菏泽一带的黄河之畔制陶。大概那时景县的先民就以精美的陶器奉献给世人，展示着自己精湛高超的技艺和创造力。

鬲津是黄河九派中最南边的一条河流。其余八条分布在它的北方，至于有多少条河流经今景县地，因年代久远，河道淤塞失记，已不可考。但今景县境内龙华镇大冯古庄以及留智庙镇大洋、小洋村连绵数里的沙丘证明，这些地方曾是古河流故道。当地人讲，前者为古漳河故道，后者为古屯氏河故道。另据史载，景县境内的广川镇，古有大河穿过，广川由此得名，也是因为这条大河的原因，广川后来又改名长河。几千年前，今景县境内数条大河从不同方向滚滚而来，将这片土地切割成不规则的自然条块，同时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潮湿滋润的气候，碧波连天的湖泽，使这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储存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貌，引发了景县先民的灵感，使古景县大地有了“条”这个最原始、最形象、最直观的名字。夏禹分封诸侯，在条地建立了条氏国。春秋时期，条地属晋。《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记载了公元前805年，晋穆侯率兵携夫人到条地与北方少数民族作战的事件。战争期间，夫人为穆侯生了儿子，因为儿子是在与敌国作战时出生的，所以取名为“仇”。这是条地作为战争发生地，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到了汉初，条地设脩（条）县，又因这里盛产既可食用又能药用的蓨（条）草，所以到了隋代，又将县名改为蓨（条）县。

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春秋以前，黄河泛滥、决口改道的事是很少见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和河、济之间（其中包括条地），植被丰富，森林茂盛，气候温暖湿润，宜于耕种，是当时农业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这样的条件，比邻近地区优越得多；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发展，也理所当然地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地理经济文化的优势，一直持续到北宋。这是因为，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破辽之后举兵南侵，广占土地，伐取农桑，作为薪柴出卖，不但造成财政税款流失，也破坏了这里的植被，影响了这里的气候，使这一地区逐渐丧失了经济和文化优势。就是条地盛产的蓨（条）草，目前只能在江西及岭南地区见到它们的身影。从春秋时期到东汉不到一千年的时间，景县历史上的董、高、封、李等世家望族的开山鼻祖，便陆续迁来今景县地定居。隋代大天文学家张胄玄，领天文学之先，是《大业历》的制定者；唐代高适亦高氏后裔，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边塞诗人；隋末农民起义领袖高士达，在清河境内揭竿而起，谱写了悲壮的历史篇章。西汉文景之治的名臣周亚夫封为脩（条）侯，更为景县的历史增添了新的色彩。翻开我国汉唐时期的历代正史，有作为的景县先人，如灿烂星斗，目不暇接。1840年以后，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景县儿女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之中，涌现出王任重、刘建章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史。孔子的部分后裔和一些传授儒家经典的著名人物成为贵族儒宗，他们都是地主阶级中的较高等级。董仲舒就是这样的人物。董仲舒为江都相和胶西相，官秩2000石。高、封、李三大家族是世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力量，三大家族世代出任朝廷大吏，同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甚至皇室结成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郡望蓨(条)县的唐代贞观宰相高俭就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他是北齐高氏皇族的后裔，先后事隋唐两代。他认定秦王李世民是个才智超群的人物，将自己的甥女长孙氏嫁给李世民为妃，李世民成为贞观明君，长孙氏成为一代贤后，高俭的外甥长孙无忌也成了名载史册的宰相。而李世民则视高俭为知己心腹，当高俭因病去世之时，李世民痛不欲生，抱病为高俭辍朝哭丧。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活动中，景县先贤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仅历代正史有记的就有百部之多。如西汉董仲舒著《三策》及《春秋繁露》等二十余万言，北魏封懿著《燕书》，北魏高允著诗赋诔颂多篇，并著有算法等学术专著，唐封敖效力于中枢，以起草制、策、诏令闻于世。高俭受命编纂类书《文思博要》，其内容囊括了有唐之前的几乎所有著作，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高适不但诗文俱佳，而且是统率一方的封疆大吏。清初魏廷珍高中探花，历任两江总督、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地方巡抚等重要官职，不但著有诗词疏议，而且有算术、音乐等方面的专著留给后人。由于他们中不少人出将入相，是统治集团中的决策者，他们的著作就不能仅仅用一般的景县历史文献来衡量，而应当放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全局中去考量、去评价。

清人龚自珍说：“绝人之才，灭人之国，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鲁迅说：“历史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转引自《光明日报》）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也说要重视历史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割断历史否定历史的人只能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现在恰逢盛世，国泰民安，为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特别是县域历史文化提供了最好的机遇。但研究历史文化，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否则就会走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历届县委、政府十分重视景县文化的研究工作，第八届景县县委书记戴国华同志要求将建设文化名县做为振兴景县的三大战略之一，第九届县委书记李洪林同志对景县历史人文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提出将“周亚夫的刚毅严谨、董仲舒的贤德诚信、高适的卫国爱民”做为景县文化的研究方向，现任县委书记卢援助同志来景县后，就到政协征求景县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建立景县文化研究基金问题，首倡在《衡水日报》辟出专版宣传景县历史文化，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和接待来宾中不止一次地介绍景县历史文化研究情况。县长李建刚同志也就这项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并将景县历史文化研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这就使景县历史文化的研究不但有所遵循，而且有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下，景县已出版《景州笔谭》、《景州文选》、《景州金石》、《景县文化研究文集》、《景县古今人物》、《哲学家董仲舒》等地方文化研究专著，派员外出考察，出巨资建设景州塔文化广场和董仲舒博物馆，组织召开了两届董仲舒思想国际研讨会，为景县历史文化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大量的建设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景县的历史文化精神正在转化为建设经济强县的实际行动。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个占地两千多亩的工业基地已经在景州城南崛起。几千万、几亿、十几亿的项目在这里落户，按照市县两级规划，经过一个不长时间的努力，景州将成为衡水东南部功能完备、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中心城市。在县委、县政府的推动下，董子故里广川古镇亦焕发了青春，以铁塔钢构为主产业的工业集群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龙华工业呈强劲发展态势，昔日的漳河古道已变成厂房林立、功能完备的工业经济区，国内外的建设项目纷至沓来，百工集团、景化集团、嘉海集团、鑫达集团已将市场拓展到海外。2007年4月25日，景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国（景州）橡塑管业基地”揭牌仪式，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并亲自揭牌，河北及驻京各大媒体踊跃采访报道，其作用和影响，在今后几年、十几年将会更加深刻地显现出来。铁塔钢构、机械制造、橡塑管业三大产业集群带动了全县工业发展，工业发展又反哺了农业，促进了新农村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状况，推动了景县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年初，县委召开了九届二次全会，确立了全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加快发展为中心，唱响“创业实干、跨越发展”主旋律，大力实施“工业立县、农业强县、商贸兴县”三大主体战略，提高解放思想的程度，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特色产业的竞争力，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新农村建设，加强和谐景县建设，努力实现景县在全市的率先崛起，在全省的争先晋位，一年一大步，三年上一个大台阶，五年再造一个新景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景县人民开始了新的创业。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景县人民，乘着党的十七大的强劲东风，在景县历史文化的滋润抚育下，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正在向着美好的未来大踏步地迈进！

让我们伸展双臂，迎接景县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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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州古城故事多
邓文华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御河之畔，阳光之乡。

不知为什么，不少人竟将上面两句话联系在了一起。细想起来，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是景县人吧。因为在景县这片土地上，凝集了太多的历史积淀，养育了太多的智者和贤者，使这个普通的县份蕴涵了太多的文化风采，从而演绎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精彩诗篇。

据说，很早很早以前，景县还被波浪滚滚的大海所覆盖。一日，女娲娘娘炼五彩石补天而回，恰巧路过这里。她降下祥云，眼望这千顷波涛，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喜悦。她举目东望，只见一轮红日正在升起，将大海染得一片通红，回首西顾，一条大河挟裹漫漫黄沙，自西向东浩荡而来。她拔下金簪，向着大河轻轻一点，那大河在即将入海的地方化作九条大川，向南向北奔腾开去，用它们带来的黄沙填平了大海。不大工夫，草长出来了，树长出来了，黄黄的沃土染成一片绿色。女娲娘娘高兴地笑了。她好像又想起了什么，略一沉思，便轻扬玉腕，将手里的金簪投向西北，那金簪在空中划出一道七彩飞虹，落在地上，变成一座宝塔。金光闪闪的宝塔，十三级，顶端的青铜宝顶紫光熠熠，与东方的太阳交相辉映。从此，这里的太阳便来得特别早，特别亮，特别温暖。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可仅就这样一个传说，就够我们自豪、够我们骄傲的了。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兆示，是一个美好的寄托和祝愿。到了后来，这里真的发生了说不完讲不尽的美丽动听的故事。

北宋《太平广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汉大儒董仲舒祖居广川（今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学问渊博又有一副好口才，教授门徒遍天下。董宅西土丘，有穴居千年老狸，也听说了董仲舒的大名。一日他幻化成一个彬彬少年，来到董仲舒落帷讲学的董家别墅。董仲舒讲阴阳变化，述易理常规，阐五行演绎，道人伦德行，老狸顿开茅塞，感悟到天地宇宙的博大与奥妙。加之老狸千年修行，洞悉人间文明，不两年，已颇晓儒家大义。老狸自觉明了天地造化之功、五行变化之机，可以问难于董仲舒。一日，董仲舒落帷讲学之后，在后园踱步小憩，见一少年迎面走来，倒地便拜，口中说道，老先生，晚生有礼了。董仲舒将少年扶起，答道，老夫有何德能，竟受公子如此大礼？少年道，近日敬听先生讲授天地运行之大道，三纲五常之伦理。今见先生园中得闲，愿先生穷《春秋》之大义、尽《诗》《书》之精微以教晚生。董仲舒落帷讲学，前来就学的人多为乡里后生；远来就学者也都有师生见面之礼，可此人从未谋面。他细细打量，观其神色，察其形迹，辨其来路，断定它是妖怪变化而来。于是两手背后，仰天大笑道，巢居者为避阴湿之浸溽，穴处者为拒风雨之摧残。公子不是狐狸就是老鼠，还不现出本来面目！少年噘然无词，倒地一滚变成老狸，夹尾缩颈而去。

北齐天保年间，文宣帝高洋北伐柔然驻扎条县（今景县）城外。适逢这里春旱无雨，草木不生，大军虽有粮草，但河干井枯，士兵干渴难耐。晚上，高洋躺在中军大帐，辗转难眠，披上战袍，走出大帐，向城里望去，只见天空金光一闪，一座流光溢彩的宝塔出现在面前，当他定睛细看之时，金光消失，宝塔只剩下一个黑黢黢的巨大身影。第二天，高洋率卫队进城，拜谒宝塔道：“高洋顺天承道，为保大齐边安，北伐柔然。今遇旱无水，望佛祖护佑，恩赐甘霖，以应大军之急。如允弟子所愿，弟子将重修宝塔，以慰佛祖愍怜之慈。”焚香祈祷已毕，高洋下令兵士于城外就地掘井，果然泉水喷涌，将士欢喜雀跃。高洋来到宝塔前，脱下自己披挂的金环锁子甲，交于护塔僧人，令他变换金钱重修宝塔。高洋用黑帕裹头，粗布战袍遮体，走碣石古道，跃马挺槊，率大军斩杀敌军数万，从此北边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柔然再不敢犯。

宋代出了家喻户晓的杨家将，可杨家将真的与景州有过一段牵手的日子。那是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潘美与杨业镇守忠武军，与辽军战于陈家谷，杨业率军深入，潘美不救，致使杨业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十几处，战马也重伤难行,杨业被俘，至死不降，绝食三日而死。班师后，朝廷下诏重责潘美，给以降秩三级的处分，令其专守检校太保一职。杨业赠官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并擢杨业之子杨延昭（958年—1014年）为崇义军副使，知景州。杨延昭镇守景州，防守北边，屡败辽军。一次辽军来犯，杨延昭于漳河南（今景县王谦寺一带）设防。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杨延昭想起一计。他断定，南北大道是敌人必行之路，于是派出军卒征集豆子、麻仁等引火易燃之物，花重金买了几百头犍牛，建起十几座油坊，令士兵连夜榨油。并传下将令，泄露消息者斩无赦。一日探马来报，辽军大队已过漳河。杨延昭大喜道：“果不出我之所料！”他兵分两路，一支奇兵诱敌深入，一支步兵将油袋绑上牛背，把油浸的布条拴在牛尾上，隐蔽在道旁的树林里。杨延昭见辽军大队人马进入包围圈，一声令下，将士们将牛尾上的布条和牛背上的油袋点燃，几百头火牛从树林冲出来，疯也似地直扑敌阵。辽兵将大惊失色，以为是什么怪兽从天而降，纷纷掉头乱窜，杨延昭挥军掩杀，全歼来犯之敌。第二天，杨延昭令士兵就地掩埋了辽军士兵的尸体。百姓称这些坟为“鞑子坟”，到了后来，坟旁边的那个村子就叫成了“达村”。至今景县还有“前达”“后达”两个村。为了减轻朝廷负担又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杨延昭在景州招募新兵，实行屯田之策，将士们平时种地，战时打仗，将漳河两岸变成了一片肥沃良田。他在寨门亲书“宋营门”三个大字，后来不少外地将士也在这里长期定居下来，军户聚集成村，这个村子就是今天的宋门。杨家将忠心大宋，却屡屡遭到奸臣的猜忌陷害，杨延昭心灰意冷，顿生全身隐退之意。北敌犯边，皇上又想起用他挂帅出征，杨延昭的夫人柴郡主假报杨延昭已病故于景州。寇准从汴梁城出发，千里迢迢赶赴景州微服查访，找到了杨延昭的藏身之处，杨延昭这才不得不奉旨出征。杨延昭藏身的这个村子，后来叫成了“杨躲”，村名一直沿用至今。今景县杜桥镇的张八棍村，据说也是当年杨家的烧火丫头杨排凤教将士习武的地方。杨排凤以烧火棍为兵器，八套棍术威震敌胆，为纪念这位巾帼英雄，这个村子就叫了张八棍。

乾隆皇帝南下巡视，驻跸景州开福寺，退养在家的魏廷珍随侍左右。乾隆皇帝风尘未除，登景州塔，游千佛阁，赏无量殿。放眼望去，但见高塔耸于云霓，殿阁连于广袤，烟霞弥于天际，钟磬绕于耳畔。乾隆皇帝览毕，龙心大悦。他仰观无量殿穹顶，见木椽铆榫钩心斗角，并无一根梁柱托举。自语道：“好个景州无量也！”魏廷珍听罢双膝跪倒，口中颂道：“微臣替景州百姓谢过皇上！”乾隆皇帝诧异地说：“景州百姓因何谢我？”魏廷珍道：“方才圣上言道，‘景州无粮’，托皇上之福，景州百姓可以免纳今年赋税矣。圣上一片爱民之心，景州百姓如何不谢！”乾隆皇帝大笑道：“好个魏探花，就依你罢！”

就是清代的名臣刘墉刘罗锅也在景县留下了一串光彩的足迹。清乾隆年间，时任协办大学士、署直隶总督刘墉，来景州巡察运河堤防。他正在轿中小睡，猛然感到一阵摇晃，轿帘吹起一角。刘墉睁眼一看，只见一股旋风卷地而起。刘墉细嗅其味，似有血腥之气。他急令落轿，打起轿帘。刘墉大声说道：“顺风和畅，逆风清爽，旋风焦噪。腥风卷地，必有奇冤。你那冤魂，还不道来！”声音刚落，旋风顿时消散。一男子声音道：“我被奸妇、奸夫害死，已然作鬼。万望大人与小人作主伸冤。”刘墉道：“本督与你作主，你自去吧。”刘墉令从人起轿前行。看看走出三五里远，听得路旁有妇人啼哭之声，可那声音没有半点悲哀。刘墉令人将妇人唤来问话。只见这妇人身着缟素，内衬红衣，脸上无泪，桃腮粉面，一副轻佻神态。刘墉问道：“你所祭何人？”妇人答道：“妾夫王三。”刘墉道：“因何而亡？”妇人道：“胸痛无治而亡。”刘墉道：“定是你与奸夫谋害致死！”妇人跪倒在地，连呼冤枉。刘墉令从人开棺验尸，见一条蛇钻进死者咽喉，蛇尾还露在口腔之内。刘墉大怒道：“本官听你嚎而不悲，看你哭而无泪，外着孝衣而内穿大红。知你定有龌龊卑鄙之事。还不招供，更待何时！”妇人早已吓得面如死灰，将同奸夫尤二谋害亲夫之事合盘招出。刘墉令人将奸妇、奸夫双双枷了，投入景州大牢，等待秋后问斩。景州百姓皆称刘墉神机妙算勘定奇冤。

景州城南50里有寺，唤作留智庙。此庙乃景州第二大寺院，可谓殿堂巍峨，僧徒众多。内有千年之古佛，外植经世之松柏；苏杭香客云集于宝殿，幽并居士顶礼于佛堂。每年三月三日庙会，更是迎来成千上万南来北往之人。乾隆年间，一钦命大和尚住持院事，朝廷赠银整修庙宇，招提内外装饰一新，那金佛广宇愈显其壮观气象。

这钦命和尚法名色空，乃乾隆皇帝宠信之人。色空才到寺中，还算安分守己。没有三五月，便露出邪恶本性。他白日吃斋念佛，夜间掳掠民女。色空有一身飞檐走壁的高超武艺，又使得一手好棍棒，死在他刀下的穷苦百姓数以百计。遭其蹂躏的良家女子，有的杀掉葬于庙后乱冢，有的卖于远方妓院。百姓将色空告到州衙，但碍于皇上面子，那些为官之人，只是装聋作哑，并不真正理会。

这年秋天，太子太保刘墉赴景州巡视官风民情，就住于景州府衙。他于夜间审理诉讼案卷，看罢百姓联名控告色空奸淫民女诉状，顿感案情重大，非一般奸案可比。第二天微服出访，不几日将案情察得一清二楚。刘墉知道色空乃皇上至宠，不敢擅自处置。决定奏明皇上定夺。乾隆皇帝览罢奏章，对色空的行径亦十分恼怒，但判令斩刑又于心不忍；如草率从事，不了了之，又难堵众人之口。于是对刘墉说，色空有失佛家德性，念其年轻无知，对其严加惩诫，惊惊怕怕也就是了。刘墉领旨来到景州，于寺院南之开阔处掘下深坑，下令将色空并近百恶僧一起拿了，埋入坑中，每人仅留个秃头在外边；又令兵丁备下犁铧、钉耙。百姓不知其意，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切准备停当，刘墉传旨道：“圣上有旨，色空罪大恶极，耕耕耙耙，以示惩诫！”话音刚落，骡马拖着犁铧、钉耙在众恶徒头上耕来耙去，只见血肉横飞，秃头乱滚，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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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笔下的景州古城
邓文华

在我国著名的诗人中，到过今景县地，且留下诗文的，首推唐代大诗人李白。
唐天宝三载（744年），李白、杜甫与高适会于汴州（今开封），三大诗人共游梁宋（今河南境内），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为后世誉为盛唐诗坛一大盛事。李白与高、杜二人分手后继续北游，经今山东平原到达今景县境内的安陵。这时的李白对道教已由欣赏转而笃信，并自号“青莲居士”。李白到安陵后，结识了道士盖寰。两人品茶论道，一见如故，遂为知己。盖寰为李白抄写真箓，李白作《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真箓，是道家的秘密典籍，是不会轻易示人的。盖寰将真箓拿给李白看，且亲手为他抄了一份，可见二人情意之重之深。李白的诗道：“清水见白石，仙人识青童。安陵盖夫子，十岁与天通。悬河与微言，讨论安可穷。能令两千石，抚背惊神聪。挥毫赠新诗，高价掩山东。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风。学道北海仙，传书蕊珠宫。丹田了玉阙，白日思云空。为我草真箓，天人惭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辉星虹。三灾荡璇玑，蛟龙翼微躬。举手谢天地，虚无齐始终。黄金满高堂，答荷难克充。下笑世上事，沉魂北罗酆。昔日万乘坟，今成一科蓬。赠言若可重，实此轻华嵩。”李白在诗中写了二人的友谊，以他浪漫主义的笔触，发了一通关于得道成仙的宏论，其他的事情并未提及。看来，李白只是在安陵访道，并未游及今景县其他地方，所以景州古城的诸多风物没有进入他的视角。

景县旧志记载，“城西五十里，旧志唐贾岛祝发于云盖寺，法名无本，后既去。里人思之，即以其名命其村，今尚有云盖寺旧址。”贾岛村位于今景县广川镇，距县城40公里左右。贾岛，字阆仙，唐代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死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在失意落魄中渡过了一生。这位大诗人生于贫困之家，未名之前，曾流落于今景县广川一带，同这里的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广川古镇东6公里处有一寺，名云盖寺。寺庙不大，但环境幽雅，并有着可观的庙产和几十亩香火地。青年贾岛，于寺中落发为僧，住持长老为他取名无本，从此，贾岛出家作了和尚。在云盖寺落发期间，贾岛以诗歌为媒介，广泛结交朋友，尤其千方百计地结交那些官场中人。他希望通过这个途径跻身于文坛，显达于士林。贾岛曾拜访幽居于家中的名士李凝，写下《题李凝幽居》一诗：“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这首诗以静为主色，将李凝的居所描写得幽谧恬静而又温馨，确是上乘传神之笔。据景县旧志记载，这首诗就是在云盖寺西边的枫树杨林之间最终完成的。当地人说，贾岛访李凝回寺之后，对李凝的幽居生活感触颇深，写成这首五言律诗。开始，他将“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字写作“推”字。但又觉得“推”不如“敲”来得传神。但他想，自己访李凝本来就是以手推门的，用“推”字也不无道理。一边走，一边念叨，两手比划着作推敲之状，不知不觉来到大枫林村西的杨林之中。由于他冥思苦想，旁若无人，竟冲撞了途经于此的韩愈的坐骑。那马前蹄腾空，险些将韩愈掀落马下，贾岛从沉思中转过神来，急忙退避路旁，躬身行礼，口颂“罪过，罪过。”但韩愈并不着急，他从马上下来，和蔼地问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和尚为何作推敲之状，且如此专心。贾岛如实相告，韩愈听了很是高兴。并告诉贾岛，还是“敲”字为好。因敲字有声，更能衬托村野之静。此事竟成文坛一段佳话，人们竞相传颂，这“推敲”二字也成为切磋文章、炼词造句的专用词。贾岛于云盖寺巧遇韩愈，使贾岛最终成为韩门弟子。也由于韩愈的引荐和提携，使得贾岛跻身于中晚唐诗坛诸贤之列，成为享誉古今的伟大诗人。
北宋名臣司马光是又一个在诗中言及景州人物的文坛巨擘。司马光历官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兼侍讲学士、参知政事，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后辞官归洛阳，15年完成《资治通鉴》，在我国史学界树起一座辉煌千古的丰碑。司马光对董仲舒的人品和治学精神很是佩服。他作诗道：“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从诗中可以看出，司马光视王安石变法为异端邪说，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喻指自己反对变法的坚定态度。并希望自己有一天像董仲舒那样，受到皇上的策问，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当然，司马光这首诗是在洛阳或汴京作的，并没有亲临古景州瞻仰董仲舒遗迹。司马光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和视角，借董仲舒而发思古之幽情，宣泄内心的郁积与不满。所以，这首诗传递给人的是沉重、郁闷和无奈。尽管如此，司马光的诗仍然为我县人物平添了不少光彩。
明清之际的文人骚客到景州的比较多，留下的题咏也比较多，且大多载之于典册，也有部分散见于笔记小说之中。在这些诗文中，应首推明末清初大史学家、《国榷》的作者谈迁。谈迁是位不可多得的史学家。明朝末年，谈迁有感于国破家亡之痛，呕心沥血搜集明代史学资料，写成明史《国榷》。后不幸为人盗走。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重新开始，写一部资料更加完备、内容更加详实的明史，仍取名《国榷》。为接触明清档案也为了筹集写作经费，清顺治十年（1653年），谈迁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之请作记室，二人走水路，经大运河乘船进京，途中于德州及景州境内安陵停留，谈迁先后写下两首诗。其一：“毂馆称津要，雄峙又广川。剪桐分赐履，挽陆竞输边。日末长安远，人先董子贤。春秋习灾异，大水或尧年。”其二：“左珰衣紫出中涓，持钵披缁已六年。环王千牛营十二，渡河双象界三千。洛中召敌多张让，海上逢僧即大颠。欲问姓名偏不答，蒲团清昼炷炉烟。”第一首写于德州，但诗中典故多出于景州。如广川暗喻董仲舒故里广川董故庄，“人先董子贤”“春秋习灾异”更是直书他对董仲舒的敬重和推崇。同时写了大运河船只往来，两岸运兵输边的紧张气氛。第二首诗写于景州境内的安陵镇。作者上岸进寺燃香，与一老僧闲谈，无意间老僧说自己是前朝宦官，为监营之职。作者问他的姓名，老僧避而不答。作者自觉有趣，随笔作成此诗。全诗文字流畅，语言通俗，风趣自然，读来如行云流水，将个问而不答的老和尚写得活龙活现，妙趣横生。唐李白在安陵访道成诗，明清之际的谈迁也在此地访僧成章，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运河码头的古安陵镇的繁华及僧道之盛。
据旧志记载，景州风景美不胜收，最著名的当数“古塔风涛”、“书台晓月”、“古庙寒云”、“谯楼野趣”、“泮水琴声”、“安陵渔唱”、“环堤秋雨”、“青冢春辉”，时人美其名曰“景州八景”。明代景州人孙博“八景诗”，将个古景州的风景人物写到了极致。其一，《古塔风涛》：孓然一柱把天擎，底是寻常抱不平。天籁长空翻地势，秋空下界涌潮声。客途远迓蛟龙怒，僧寺频看鸟雀惊。绝顶静观真景象，却疑身世在蓬瀛。其二，《书台晓月》：乾坤老大一书台，仰止高山惜大才。《三策》当年承汉诏，《六经》从此出秦灰。天留古月陪清庙，地借春风管绿苔。却笑公孙空饰诈，不知东阁为谁开。其三，《古庙寒云》：乡邦争仰汉条侯，一庙凌云冷气浮。按辔行来文帝重，从天下处楚人愁。麒麟剥落风霜古，翁仲荒迷草树秋。坚卧九泉君莫恨，芳名应与水东流。其四，《谯楼野趣》：百尺谯楼漫倚阑，民情时向个中看。窗开渤海烟方淡，帘卷西山雨未干。桑柘影边无限趣，稻粱堆里有余欢。从今不必循阡陌，上界登时眼界宽。其五，《泮水琴声》：半壁公然抵万金，清幽分外好弹琴。污樽玄酒涵真味，凤沼黄钟泄太音。春晓雅宣芹泮咏，夕阳偏称杏坛吟。破除俗部文风胜，眼底儒林作邓林。其六，《安陵渔唱》：傍水人家画不成，风恬浪静不胜清。羡鱼偏有江湖意，结网浑无富贵情。一棹沧浪云淡薄，数声欸乃月分明。沙鸥汀鹭忘机事，莫怪陶朱改姓名。其七，《环堤秋雨》：谁筑沙堤号玉环，孤城围绕在中间。只因导卫通浍水，屡被侵条置护山。滂沛秋霖白起浪，弥漫宿潦绿成湾。为民保障无穷利，居者宁思作者艰。其八，《青冢春辉》：魏廷宝障老忠臣，高冢余光尚动人。黄润中含千里意，文明外照一团春。泰山捧日原非梦，华表擎天信有神。人杰地灵君莫讶，曾调玉烛转鸿钧。孙博是土生土长的景州人，明天顺年间中举，官封历城县教谕，成化戊戌（1478年）进士及第，官至兵科给事中，升山西按察司佥事，诰授中宪大夫。他科场得意，官场顺达，触景生情，顿生怀古之幽情，没有这样的好心情，纵有生花妙笔，也写不出这样好的诗句。

就在景州人孙博中进士131年后，也就是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月间，明代文坛“公安派”领军人物“三袁”中最小的一位袁中道，进京赶考路过景州。后来，袁中道将对景州的印象写进了他的散文集。他写道：“次景州，治一勺。与张孝廉闲话。孝廉，沂州人也。云沂之豚肉甚美，即子瞻所云‘沂阳美猪肉’矣。”从文字上看，袁中道对景州毫无恭维之意，景州治所之小，只有“一勺”而已。但如果去过山海关，你就会想起那里的一个石碑，上面写了四个字形容渤海景况和气势：“一勺之多”。渤海尚且“一勺之多”，景州“治一勺”，就不仅是作者浪漫情怀的体现，而且是对景州古城钟灵毓秀和谐可人的写照了。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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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才俊与景州史迹
邓文华

景州古老辉煌的历史，众多的历史名人，丰富的文物古迹，不仅感动今人，而且感动古人。历史上诸多外籍才俊留下的文字，不少载之于典籍，使我们在重温景县历史的时候，聆听他们对景州史迹的评说，享受到这些优美文字的滋润和熏陶。

外籍士林人物对景州人物或事件进行评论的，可以说不胜枚举，按笔者掌握的材料，最早见之典籍的是唐代名士、大诗人陈子昂为临邛县令封某写的遗爱碑文。此文载于《全唐文·卷二一五》，碑文不记碑主名讳，但对封某的家世渊源、父祖阅历记载较为详实。据碑文，封某为渤海望族封氏后裔，自南北朝至唐，代有从政为官之人。碑主曾祖封子绣，齐颖川、渤海二郡太守，霍州刺史，隋通直郎、通州刺史；祖封德于，北齐著作郎，隋扶风郡南阳县令；父封安寿，唐尚衣直长、怀州司马、濠州刺史、湖州刺史。碑主封某，初为国学生员，后以明经科进士及第，授守恒州参军；三年秩满，补许州司法参军，又转洺州司兵参军，选补临邛县令。为政期间，封某以儒家教化为先导，敬事顺人，临邛风气大变；同时他采取措施，将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办好：一是调剂余缺、节约开支、合理使用财力；二是尊重丧葬习俗，按照儒家礼仪处理丧葬事宜；三是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关心民事诉讼，令行禁止。封某到任刚过一年，临邛就改变了面貌。就在这时，家报噩耗，老母去世，封某奉命解职回乡守孝。百姓闻讯如失父母，聚众联名上书请愿，希望朝廷允许封某带孝留职。封某怀着去留两难的复杂心情离开了临邛（治所在今四川邛崃）。“政声人去后”。陈子昂恰赴临邛，耳闻目睹封某官德政绩，又据河东名士薛稷亲书封某为政实录，写成文字，勒以碑石，传于今世。

春秋时，孔子听说郑国子产死了，不由得痛哭流涕。他说，子产具有先贤遗留下来的仁爱之风。《汉书》在谈到官德政声时说，那些做官的人，有的名声好，有的名声坏，是好是坏，应该到实际中去考察。普普通通的百姓，因为官吏的教化而形成好的风俗。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在同样的年代做官，政绩却不一样。时过境迁，他们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留下来的仁爱之风，仍为百姓所思念。古人将这些好品质、好作风记录整理成文字，刻在碑石上，以为后世纪念，这就是遗爱碑的由来。封某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实实在在地为百姓作了好事，所以在离任时才得到那么多人的挽留，并且感动了名士陈子昂为之撰文勒石，可见其政绩显赫、品德高尚。

有些外籍士林人物，对当时景州发生的重大事件或修葺工程，或作记以记其盛况，或借事比兴，阐发孔孟经学的微言大义，这就使我们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上领略古景州的历史文化底蕴。清康熙名臣李光地所写《重修董子祠堂碑记》，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李光地，字晋卿，清福建安溪（今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兵部领兵大臣、侍读学士、翰林学士、永州总兵、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工部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卒于官，享年77岁。李光地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士大夫，是铸造康乾盛世的有功之臣。他不但政绩卓著，而且学问著作等身。他就任顺天学政、直隶巡抚期间，对景州学子尤多奖掖提携，使景州出现了诸如魏廷珍等一批至今仍为景州人引为自豪的人物。李光地在碑记中用十分凝练的语言，叙述了董仲舒的师宗、著述、史迹以及对儒学发展的贡献。高度评价了州守周钺重修董子祠的意义。据称，碑记勒石立于旧时董子祠，今已不存。

碑记简要评述了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对董仲舒的评价。韩愈认为，儒家思想及其学说，是从唐尧禹舜那儿继承下来的。但是孔子传授于孟轲之后，儒家学说在传承上就不那么纯粹了。譬如，荀子言论丰富但选择不精；扬雄言论简要但不详尽。在韩愈看来，对儒家学说的研究和师承，孟子是纯而又纯的，荀子和扬雄大的方面是纯的，但在一些非主要方面就不纯了。实际上韩愈对荀子等人的评价还是十分准确的。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运用道家、法家、名家的思想发挥儒家思想，这就使他的学说含有法、道、名等诸家学说的成分，不再是纯乎其纯的儒家学说了。遗憾的是，韩氏并没有述及董仲舒。李光地在碑记中说，韩愈于孟子之后乐道扬雄而没有谈到董子，是由于韩愈“以华实为进退”。他认为，以这样的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是不会有正确结论的。据史载，扬雄不但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语言学家，不但以文章诗赋见长，而且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有很大成就。尤其是扬雄批判迷信方术、排斥老庄、尊孔崇儒，在这些方面都与唐代的韩愈相通，这大概也是韩愈看重扬雄而没有对在理论上研究孔子、并且有很大成就的董子引起重视的原因。

李光地在碑记中谈到了汉代学者对董子的评价。汉代刘向说，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本领，就是商代的伊尹、周朝的吕尚也不能超越他。春秋时期的名臣管仲、晏婴等，不过是辅佐诸侯的角色，大概是不能同董仲舒相比的。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伊尹、吕尚属于圣人之列，那些想一统天下的人，没有他们就不能成就大业。所以颜渊死后，孔子说：“唉！老天爷不让我活了啊。”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处于这样的位置，宰予、子赣、子游、子夏都不行。董仲舒处于秦灭儒学之后的汉代，《六经》支离破碎，他落下帷幕，不问世事，一门心思的研究学问，使后学之人有所依从，是儒家学者的首领。但考证董仲舒的师承源头和影响所及，还没有达到子游、子夏的水平。如果说管仲、晏婴不如他，伊尹、吕尚没有超过他，这种评价就过高了。刘向的曾孙刘龚，是个能给人以正确评价的君子，他认为刘歆的话有道理。同刘龚一样，李光地也赞成刘歆的话。他觉得，董子在秦灭儒学、《六经》散轶不存之际，致力于儒学的研究与阐发，他创立的思想体系使学者有所遵循，成为汉代群儒之首，这个功劳是历史性的；特别是董子关于“天性”、“天地之性”则“性善之所出”的论述，虽然这些理论源出《孝经》、《乐记》，但汉唐学者没有一个人涉及这个领域。因此，李光地得出结论，“孔孟既灭，董子之学独醇”，“非扬雄以下之所及也。”

李光地不愧清代硕儒。这篇碑记不但具有文物价值，而且对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研究这篇碑记，对于了解董仲舒儒家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师承本原、基本观点，以及历代学者对董仲舒的评价，都是不可或缺的。

明弘治年间马中锡所作《重建儒学碑记》，是又一篇值得提及的文字。

马中锡（1446年—1521年），字天禄，号东田，明代故城（今河北故城）人。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历任右副都御史、宣城巡抚、兵部左侍郎、大同巡检、右都御史，后被弹劾通农民起义军下狱死。这是作者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应进士、景州知州马驭之请，为重建儒学（文庙）写的碑记。这篇碑记不但对景州儒学的修建过程有详细记述，而且对儒学及文庙的建筑形制记述十分详备，这就为后人研究古建筑学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据碑记，元代之前，景州就建有儒学，元代废毁。明洪武四年（1371年），知州蔡景隆奉诏创建；正统六年（1441年），知州刘深重修；天顺七年（1463年），知州杨琼装修。弘治九年（1496年），马驭知景州事，与同僚视察儒学，见房室破损，即提议重建儒学。但因财政紧张未果。经三年筹集，于弘治十二年（己未年，1499年）春动工兴建，弘治十五年（壬戌年，1502年）秋竣工，历时三载。董子读书台位于州学之旁，台下有董子祠，供奉景州乡贤，与儒学一并整修，另新建房3间、楼3间。自碑记可知儒学规制：中建大成殿5间，前建戟门5间，两侧各建廊屋25间，这些构成儒学主建筑群；门外东侧为神库、神厨、宰牲所各1间，西侧建致斋所3间，这些建筑为祭祀准备之所；临街建櫺星门3间；再往前，东西相对设两坊，左坊题额“玉振”、右坊题额“金声”；最南边为屏壁；5组建筑错落有致，金碧辉煌，为祭孔演礼之处。大成殿之后另一组建筑依次展开：首建“明伦堂”5间、后堂5间，“明伦堂”两侧建斋房12间，院中开池建桥；往前东西向建门，题额“化龙”，寓景州学子解褐登第之意；偏东为射圃亭（示景州学子不忘六艺之习）、文昌祠（供奉文昌神主祝景州学子文运昌盛），临街建学门两组，各3间；后堂旁建号房24间，号房以南、斋房以北各建仓房2间，最后建儒学官员办公用房48间；儒学以外建两坊，左坊题额“育才”，右坊题额“儒林”；殿后建筑群用材讲究，布局合于礼制，计房屋117间。马中锡在最后写道，兴此土木是为了鼓励景州学子奋发进取、培养治国安民栋梁之材、表达景州地方政府礼贤敬士之意。他说，看到新建成的儒学，景州学子应当树立尊崇孔孟、精于治学的信念；像儒家经典作家讲的那样，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学得本领，走出学校，以道安民，以经济世，不辜负朝廷的希望和地方政府兴建儒学的初衷。假如就读于儒学的生员不用心读书而虚度岁月，将孔孟之道作为粉饰自己的招牌，做了官就违背了最初的誓言，使五经四书成为谋求利禄的阶梯，时机一到便露出奸巧虚伪的嘴脸，那儒学的兴建就等于徒费工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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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景州的贤官良吏
邓文华

来景州理政的州县长官，不乏贤官良吏。他们的名字虽跨越漫长的历史时空，仍折射着那个时代的光芒。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一种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吕思诚，字仲实，元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人。初从名士求学，再入国子学读书，元泰定元年（1324年）进士及第，授景州条县尹。莅条之后，他首先解决土地不均，税赋不公平的问题，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土地丈量，将土地分为三等，以等次定级差，以土地数量定税赋，减轻了百姓负担。针对县衙胥吏下乡大吃大喝的积弊，在各村设立专门簿籍，记录胥吏吃喝花费情况，定期报县检查，超过规定标准的，超过部分由当事人自己负担，使吃喝之风大为收敛。采取措施传播儒家思想，劝导百姓改变不好的风俗习惯。令社学供奉孔子像，按时祭祀。实行奖励农耕政策，每年春天，对种树多、饲养家畜多的奖励给农具，不少人改掉懒惰习气，将心思和力气用在土地上，使地无遗力，户无闲人，既增加了百姓收入，又减少了打架斗殴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倡导孝敬父母，兄弟和睦。有一次，刘智社民李甲告他的弟弟偷他的羊，吕思诚斥责李甲对自己的弟弟没有友爱之心，将他赶出大堂。当吕思诚听说有个叫王青的村民，兄弟友爱，家庭和睦，便亲自到王青家与王氏兄弟一块儿饮酒。李甲见了大为感动。他说，我哪里有脸见县尹大人！于是备下酒肉来到弟弟家，检查自己的过错，弟弟也觉得对不起兄长，兄弟二人抱头痛哭，和好如初，分了30年的家又合在一起。有个叫张复的，叔父早死，婶母孀居，以要饭维持生计。张复怕这件事传到县尹耳朵里，马上将婶母接过来一起住。吕思诚觉得张复的婶母可怜，让衙役找媒婆为她寻了个上门男人。有个叫天早的道士拿了一条蛇到县衙，对吕思诚说，蛇已成仙化龙，法号小青，用它求雨，十分灵验。吕思诚下令将蛇杀死，赶走道士。有人害怕得罪上天，干旱不雨，影响收成。可没有多长时间，就下了一场大雨，百姓无不欢喜雀跃。吕思诚还下令将供奉各种所谓神仙的“淫祠”全部拆除，只留下董仲舒祠。这样的好官理所当然地应当得到提拔重用。没有多长时间，吕思诚擢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子监丞、监察御史、辽东廉访使、集贤侍讲兼国子祭酒、中书参知政事、枢密院副使、光禄大夫、大司农。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十七日卒于官，享年60岁。

过了202年，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这年，景州迎来了又一任知州张洧。他是明河南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他来到景州，所关心的仍然是土地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没有一次不同土地联系在一起。所以那些开明的、负责任的封建官吏，首先关注的都是土地问题。元末明初的景州，饱受战争的蹂躏和摧残，百姓逃亡，土地荒芜。针对这种情况，明廷下诏，鼓励百姓还乡垦荒，明确规定垦荒不限亩数，每亩出马料银一分，其他租税一律免除。这样一来，虽然调动了百姓垦荒种地的积极性，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占有土地多寡不均，有的大户垦地多达二三十顷；二是肥沃土地开垦已尽，旱湿碱薄地无人问津。后来，其他省份移民来景州列屯定居，朝廷令原住居民拿出土地分配给移民，移民得到的都是次等地，像这样的土地，每户最多也不过四五十亩，有些移民生活无着，又返回原籍。土地依法纳税之后，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富之家，又千方百计隐匿田产逃避税赋，这不但造成国家财政紧张，而且使得农村贫富悬殊，百姓负担沉重。为此，张洧提出在全县重新丈量土地，平均分配农田。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他祭祀县衙旗纛之神，亲自宣读自己写下的祭文。他说，景州土地虽广而赋税不均，人口虽多而差役繁重。县民中多为善良之辈，但狡猾不法者也有人在。皇庄神庙、河岸马厂占地情况不一，而且变化多端，百姓深受其苦。这些本官已了解得清清楚楚，绝不能再任其滋长为害。过去丈量土地的官员，办事不力，敷衍塞责，各种弊端并没有得到纠正。他列举了历次丈量土地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有畏惧权势不敢秉公办事的，有贪图小利不敢秉公办事的，有碍于亲友情分不敢秉公办事的。也有的违规操作，不亲赴现场，而是让手下人代为办理，也有的仗权施威，挟嫌报复，对富户漏登漏报，在登记账册上弄虚作假。凡此种种，贻害子孙，祸及后世。此弊不除，人情不顺，天理不容。如有重蹈故辙违禁作弊者，除按规定处罚外，请神明降罪惩罚他们。如守正奉法，除受到褒奖外，请神明保佑，个人长寿，子孙繁盛。事成之后，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功德碑上，使立功者今生受到褒奖，后世得到赞美；违法者本人受到谴责，后世留下骂名。如有优柔寡断，徇私枉法者，也请神明鉴察。据旧志记载，由于张洧决心大，措施果断有力，使这次丈量土地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不但耕地四界清楚，全部登记造册，而且盐碱地、沙荒地、低洼易涝地、坟茔、道路也丈量到位，计算准确。土地丈量结束之后，税赋按地亩复核，使负担不均的积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张洧的这一举动震动朝野，被誉为“救时善政”。

12年后，即明隆庆五年（1571年），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罗许知景州事。第二年，也就是隆庆六年（1572年），罗许又开始进行土地丈量工作。他这次丈量土地主要是解决土地等级不清，百姓负担不均的问题。应当说张洧已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还不彻底，不少土地等级划分不准确，这就造成百姓负担轻重不一，引起农民的不满，直接的后果就是税赋征收困难，影响县级财政收入。罗许明确规定，每5顷40亩为一丘（土地计量单位），每丘设丘头一人，丈量之后，对各户土地面积、土地品级造册登记，令负责土地丈量的官吏和种地百姓彼此验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在土地丈量中发现，南北官道两侧的黑土地，雨多雨少、粪多粪少长得庄稼都很好，打得粮食也多；安陵等沿河一带的白土地，肥沃平整，庄稼长得也很好。白沙地上粪虽多收获却很少。西南、西北沙碱地绵延几十里，收成就更不行了。而这些种次等地的百姓，却要缴纳同样多的税赋。针对这些弊端，罗许提出将全县土地分为两等，瘠薄地、盐碱地、沙薄地为下等地，其他为上等地。有的地方上等地仅占十分之一，下等地达十之八九。为便于征收税赋，确定权重为：每10亩土地中，下等地占4亩，中等地占5亩，上等地占1亩，税赋也按这个比例确定。这个权重虽说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较原来有了很大进步，具体操作上也简便多了，所以大部分百姓还是表示愿意接受。

当时的景州州佐周大鹏写了一篇文章《勘沙碱记》，记录了罗许组织的丈量土地情况。周大鹏是这个活动的忠实执行者。他带领胥吏深入农村调查土地情况，白天不惧风尘日晒酷热蒸逼，一日三餐在小庙里起火做饭，晚上住在百姓的土房里。他的这种作风感动了百姓，百姓有话愿对他们讲，他们得到了很多关于土地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弄清了全县的土地状况和百姓负担情况。他感叹地写道，人知景州土地肥沃，而不知景州还有贫瘠土地；人知景州百姓富裕，而不知景州还有贫穷百姓；往年富裕的人家百户有余，如今可以过上中等日子的已经没有多少了。富裕的尚且如此，原本生活不富裕的可想而知。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江西贡生吴世忠知景州事。这一年景州大灾，不少百姓饿死路旁。他下车伊始，便组织州衙煮粥放粮救济灾民。为解决救灾粮食不足的问题，他亲自到富家大户劝谕借粮1000石，使大批灾民渡过灾荒。他还一个人骑马下乡，宣传乡规民约，教百姓传唱他自己编写的顺口溜：“为人休斗气，衙门难出入。若是打死人，谁肯把你替。”百姓很是感动，也编了顺口溜说，“这两年，不费钱，民有福，老爷廉。”吴世忠离任后，景州人感念他的恩德，将他供奉在名宦祠。

周钺，字秉节，清江南常州（今江苏常州）人，初为密云令，后升任景州知州。康熙癸未年（1703年），即康熙四十二年，运河决口，景州至德州之间一片汪洋。周钺率百姓疏通惠民渠，将水泄于城北千顷洼，使水患得以平息。大灾之后，山东灾民蜂拥而至，周钺令于路旁设粥棚，数万灾民保全了性命。在任期间，他修建文庙、学宫和董仲舒祠，在南门大街建广川书院，奉安董仲舒神主，请景州士林名儒定时讲学。他因公到古北口，正赶上康熙皇帝到这里巡幸，他觐见康熙皇帝，请康熙皇帝为董仲舒祠题额，康熙皇帝欣然命笔，写下“阐道醇儒”四个大字。

屈成霖，字溥野，清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由庐龙令擢为景州知州，乾隆五年（1740年）到任。他积聚财力增修城池，重建文庙，建社稷坛和风云雷雨山川坛，纂景州志，对地方事业无不尽心竭力。乾隆八年（1743年）大旱，麦季颗粒无收，百姓衣食无着。屈成霖据实上报灾情，朝廷派员赴景州赈灾，48000灾民得救助。

汪煜，字星岩，清江南甘泉（今江苏江都）人，由青县令擢知景州事。到任后，他视察景州广川书院，见书院年久失修，同时了解到道光戊子（1828年）、辛卯（1831年）、壬辰（1832年）三科，景州无一人中式。他感叹景州文风不振，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捐养廉银，在董子祠东侧建房三间，每月亲自考试儒学生员，对学习成绩优秀的给以重奖，甲午（1834年）科乡试，景州人张维崧、张景沂中举。嗣后，每科都有景州生员中式。人们都说，这是汪公多年倡导养成的重教兴学之风结出的丰硕成果。汪煜有三个儿子，长子觐光中乙未（1835年）科进士，授四川某县知县；二子南金中乙未科举人，授山东东阿县知县；三子承元中壬子（1852年）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时人以为，这是上天对他在景州振兴文教的馈赠。

王炳坛，字杏樵，清山西人，光绪六年（1880年）七月知景州事。光绪三年（1877年）景州大旱，之后又连年大水，受灾百姓苦不堪言。王炳坛不远百里，深入农村，检查百姓受灾情况，具文上报朝廷，请求停征税赋，放粮赈灾。为及时泄洪排涝，他筹集资金，疏通惠民渠，整修惠民渠大堤。据旧志记载，这年六月初，飞蝗入境，他亲自到八蜡庙祈祷，半夜风起，第二天飞蝗绝迹。中伏大旱，他又在州衙设坛，斋戒告天，为民请命，不久天降大雨，旱情顿解。入秋之后，运河洪峰汹涌而至，他亲率民工筑堤堵涌。他平日节衣缩食，亲理诉讼，在任期间无一件积案。在今人看来，王炳坛祈神敬天，求得神灵相助的行为是可笑的，但他那种心系百姓、理政敬业的虔诚之心还是值得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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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定居景州的外籍移民
邓文华

元末明初，战争频仍。元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加之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命徐达率20万大军北伐中原，使得北方地区久罹战火，田地荒芜，户口凋弊，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嗣后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更使这些地方的灾难雪上加霜。景州地处京畿要冲，灾难之深之重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增加户口，恢复生产，自明洪武初至永乐末，朝廷组织了十几次大规模的移民。1981年景县政府进行地名普查，发现明代移民建村699个，其中山西移民建村429个，山东移民建村35个，河南、浙江、江西、北京、内蒙移民也建有部分村庄。景县有848个行政村，移民建村就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见当时景州移民之盛。外籍移民在景州定居下来，同这里的原住居民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医治战争的创伤，建设新的家园。景州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是外籍移民同原住居民共同创造的。

景县王谦寺镇孟庄村东有石碑一通，记录了景州13村孟氏后裔迁居景州的情况。碑阳为《孟氏家庙序》，碑阴为邹县孟传槤关于恳请蠲免景州孟家庄等13村孟氏后裔税赋的来文和景州州衙对来文的批复。序文由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景州知州、奉直大夫、川西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人黄士谨撰。据序文，景州孟家玲珑脊等13村87户孟氏族人，到嘉庆十二年，定居景州已15代、四百多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朝廷诏令免除孟子后裔的一切税赋徭役。景州孟氏族人庠生孟怀谨、武生孟传脩，赴邹县续修谱牒之后，持邹县孟氏族长孟传槤的来文，拜见景州知州黄士谨，恳请按例蠲免税赋徭役，并请黄士谨为新落成的孟氏家庙作序。黄士谨欣然允请，并下令核准景州孟家玲珑脊（孟庄）孟氏族人户籍地亩，免除一切税赋徭役。按碑文所记年代推算，孟家庄等13村孟氏族人应是明永乐年间的山东邹县移民。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像孟氏一样享有特权的外籍移民，还有景州城西颜庄颜氏族人。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颜庄《颜氏支谱》载，颜庄颜氏先由山东曲阜迁至扬州，永乐皇帝定都北京，颜氏第58代后裔自扬州随迁北来，于景州城西颜庄定居。到了第71代，又分出一支定居于景州孙家温城。自明以来，颜庄颜氏一直享有免除税赋徭役的特权。入清以后，清廷也先后12次下令免除颜子后裔的差徭，这在《颜氏支谱》中都有详细记载。

明代迁来景州的移民，不少是世家大户。明永乐初定居连镇大端庄的戈氏一族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戈氏族谱》，戈氏祖居浙江嘉兴，是当地的世家大族。自汉至明，戈氏出仕为官者达97人。戈氏定居景州后，继续走读书仕进的路子，到戈瑄一世，戈氏一族的辉煌达到了顶峰。戈瑄，字良玉，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及第，授河南嵩县知县。成化十七年（1481年），迁广东道监察御史督通州仓。成化十九年（1483年）父丧孝满，再授广东道监察御史。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奉旨巡按南畿。弘治二年（1489年），奉旨察看南京文案。弘治六年（1493年），任推掌三司事。弘治七年（1494年），擢升四川按察司兵备副使。弘治十五年（1502年），授山东按察使。弘治十八年（1505年），升浙江右布政使。正德元年（1506年），转江西左布政使。正德二年（1507年），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德五年（1510年），授南京刑部右侍郎。第二年（1511年），改刑部左侍郎。第三年（1512年），授南京都御史掌院事。正德九年（1514年）授南京刑部尚书。正德十年（1515年），上疏致仕还乡未准。就在这一年，朝廷赐予戈瑄祖父母、父母、夫人诰命荣身。正德十四年（1519年），戈瑄再次上疏致仕，朝廷恩准所请并下诏慰问，派驿马护送还乡，每月由朝廷供给禄米三石，派三名丁夫照顾生活。戈瑄回乡当年病逝。景州连镇戈氏有两处墓地，一处在连镇南，称南墓地；一处在连镇北，称北墓地。戈瑄墓在北墓地，位于今阜城县戈家坟，建国初破除封建迷信时被毁。戈瑄墓建制宏大，据《戈氏族谱》记载，其墓“敕建于连镇之北，御河之浒，前有碑亭、翁仲、冲天柱、神道碑，东有思成堂，西有管工所，松柏3600株。”据当地群众讲，戈瑄大殡出了七七四十九天，皇帝亲自送葬。葬礼需北方12行省巡抚的官伞，届时11省巡抚全部来到，唯山东巡抚晚来半个时辰，皇帝大怒，下令将其斩首示众。这个说法虽夸大其词，但也可以看出戈氏的显赫，葬礼的隆重。戈瑄之后，连镇戈氏久盛不衰，是明清两代景州的官宦人家。据《戈氏族谱》提供的资料，明清两代戈氏中举登第和出仕为官的达93人，其中，景县旧志有记的43人。近日，在戈家坟发现戈瑄裔孙戈克顺墓志铭，为上述记载提供了佐证。

不少外籍大户是根据朝廷“徙海内大姓实京畿”的诏令移居景州的。青兰乡南江江村光绪十年（1884年）版《孙氏族谱》写道：“始祖讳士英者，生于山东青州府乐安县，前明永乐二年（1404年）‘徙海内大姓实畿辅’，遂迁于景州南江江村而占籍焉。”孙氏居景州后，继承先世耕读之风，第五世孙博在明成化年间登戊戌（1478年）科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因敢于直谏，切中时弊，擢升山西按察司佥事，授中宪大夫，褒奖于乡贤祠。孙博不但官做得好，而且诗文俱佳，其《景州八景诗》为时人称道，载于旧志，流传至今。

与南江江孙氏一样，张氏也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根据朝廷的诏令，自山东青州府寿光县迁居景州枣林村的。据《张氏族谱》，张氏先祖居于海丰，但无确凿佐证和文字记载。景州枣林张氏始祖为张原鲁。枣林张氏八世裔孙张文燝于清康熙年间为《张氏族谱》作序说，“始祖自寿光县迁景州，居五世而大，七世而显，远近之人咸称枣林张氏焉。”自明永乐二年（1404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长达5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张氏取得科名及出仕为官的共有374人。其中，进士2人，举人16人，监生214人，贡生64人。这两名进士，一个是第八世张文熙，明万历壬子（1612年）科举人，癸丑（1613年）科进士，历官知县、监察御史、江南巡按、太仆卿、资治尹、大中大夫。一个是九世张国枢，崇祯乙亥（1635年）科拔贡，己卯（1639年）科举人，庚辰（1640年）科进士，历官知县、刑部山东主事、吏部稽勋司郎中、吏部文选司郎中、奉政大夫。在张氏族人中，这两人论功名是最高的，论官职和地位也是最显赫的。

在明代移民中，有不少是外籍屯田将士留住景州的。近日景县发现道光四年（1824年）《邓氏族谱》。据族谱记载，景州邓氏族人就是明洪武年间徐达北伐的将士，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屯住于德州卫后所（当时在德州境内，建国后划归景县）。邓源，年33岁，安徽直隶安庆府怀宁县孝义坊人。有曾祖邓受，旧名文受，甲辰年（1364年）湖广于徐丞相下归附从军，拨广武卫，克庐州，接应安、丰等处。丙午年（1366年），巫子门杀败张寇，破旧馆、湖州，攻苏州等处。吴元年（宋龙凤十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克沂州、益都、济南等处。洪武元年（1368年），克小旗，克汴梁、河南、大都、真定、保定等处。洪武二年（1369年），克上都。洪武三年（1370年），克应昌虹螺山寨。洪武四年（1371年），征西蜀，克瞿塘、重庆、保宁等处。洪武五年（1372年），征进和林省。洪武十一年（1378年），拨水军左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克本卫中、左所总旗。洪武三十年（1397年），征进五开等处。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十三日，除授德州卫后所世袭百户，洪武三十三年（1400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祖父邓福于洪武三十四年（1401年）三月初十日袭除德州卫后所世袭百户。为因老疾，亦故。邓铭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五月十一日钦准替职，亦故。邓源系嫡长男，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十八日钦准替职，授昭信校尉，本卫后所世袭百户。邓铭赠昭信校尉，管军百户。母钱氏，封太安人。妻于氏封安人。邓氏世袭军职一直沿续了七世二百多年。入清之后，邓氏开始由重武轻文向文武兼济转变，最高官职为卫千总，十六世邓锡畴官居布政使司理问，清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十三日下旨封邓锡畴祖父母、父母、夫人敕命荣身，嘉庆十二年（1807年），敕命旌表邓锡畴母夏氏，为夏氏建孝义牌坊一座。

明代落户于景州的外籍移民，有赫赫煌煌的士家大族，但绝大部分是穷苦百姓，他们才是移民的主体。景县王家辛店《王氏族谱》，就生动地记载了王氏始祖王明善，孤身一人来到景州，在不名分文、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奋斗拼搏创业持家的历史。王明善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自河南卫辉府新乡县城东南张狗村迁来景州条县（景县）城南王家辛店。《王氏族谱》称，王明善来景州后，“孤孓靡依，佣工营生”。但他勤奋自强，善于治家，逐步过上了富足殷实的日子，九世裔孙王凝命高中明万历戊午（1618年）科顺天乡试举人，此后王氏子弟勤于学习，不少人成为县学的生员。为念始祖王明善之德，其后世子孙曾先后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咸丰四年（1854年）、清光绪二年（1876年）、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民国十六年（1927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005年6次续修祖谱，教育后世子孙继承先祖遗训，勤俭持家，发奋自强，作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

还有一些不是国家组织移民，而是因某种原因迁徙到景县定居的。如广川镇大赵庄《冯氏族谱》记载，景州冯氏是元代开国勋臣木华黎的后裔，祖居宣化府大同城大王庄。明永乐二年始祖母刘氏率二子冯好礼、冯好然徙居景州城西南嘉谷乡大赵庄（今广川镇大冯古庄）。三世冯宁是明代秀才，四世冯积德（冯宁第六子）明弘治丁卯科中举，任河南新安县知县。五世冯雨时（冯积德第二子），明嘉靖乙未科进士及第，历任山西平阳推官，代理府道事，调授大理司评事寺正，升授陕西按察司副使，山东布政司参议、河南布政司参政，最后官至湖广按察司按察使。冯雨时侄冯中州，历官训导、教授，升任山东日照、邹邑等县知县，最后官至宁善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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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州古城的世俗风情
邓文华

有着悠久历史的景州古城，在漫长的岁月更替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俗风情，这种文化特点，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化为历史的烟尘，直到今天仍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存在，甚至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景县旧志有段话说得很有见地。它写道：“景县无名山大川，则森林矿产渔业既无所凭借；又无名镇大商埠，则工商亦难期其发达；阖景皆平原旷野，则所恃者惟农业而已。”加之当时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限制，这种地理环境造成景州农民思想封闭安于现状。它继续写道，“我景之农民又皆墨守成规，不知改良进化，以致丰歉尽仰给于雨泽，而于凿井灌溉之利皆弃而不讲。虽安分守己不兴愿外之思，俭朴勤劳传为治家之道，而终年辛苦，除耕九余三而外，别无备旱潦之方，为可惜也。”最后不无惋惜地叹道：“倘更能提倡凿井以利灌溉，提倡工商以广招徕，既能濬其源，复能节其流，则全县之富庶不难致也。”看来当时的有识之士，面对那种封闭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状况，已发出了改革旧观念、引进新技术、招商兴业图治求富的呐喊。

那时，景州百姓的衣食住行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清末民国之初，景州百姓生活艰难，总以俭朴为荣。景州旧志称，男子一年四季穿粗布短衣，腰间束一条旧布带，每天早晨起来，背上一只筐，有的拾柴，有的拾粪，没有一个游手好闲。就是到了年节与亲友相会之时，也没有一个穿绸缎细丝的，穿洋布的也不多见。富贵之家平日穿洋布衣裳，到过节过年时才换上丝绸质地的长袍马褂，就是这样的人家，不过40岁也没有穿皮袄的，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一般百姓家，遇到丰收年景才能吃上小米、棒子，早晚吃稀饭，午饭是窝头、咸菜。麦收以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面食，这不是因为人们的生活好了，而是粗粮接不上。如果年景不好，家境好的只能吃棒子面、白高粱面，贫穷的就只得以糠菜度日。一般百姓家，平时喝的都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没有客人来是不会喝茶饮酒的。富贵人家每天吃面食，每顿饭都有一两个熟菜，但能做到肉食不断、天天喝茶的也不多见。旧志用四个字概括当时百姓的居住情况：“结草为屋”。普通百姓家人多房少十分拥挤，除富贵之家有瓦房、楼房，其余都是土房、草房。加上人工材料涨价，普通百姓能盖得起房的根本见不到。南北官道贯通景州大地，东有运河船只往来方便。但在小农经济束缚下，这种便捷的交通条件，并没有成为大多数县民外出谋求发展的机遇。各村之间道路坎坷不平，也无人组织修整，每遇雨雪天气，来往非常不便。富有者出行，坐的是骡马轿车，或骑高头大马，次一等的人家骑毛驴或驾牛篷车，如果是穷苦百姓出门，就只能徒步而行了。

古景州地燕赵而近齐鲁，所以这里的百姓，既讲究孔孟礼仪，又有慷慨悲歌之风。为景州志作序的李继说，景州地处京畿之地，“衣冠文物之盛比于邹鲁，而威仪犹过焉”，意思是说，景州人讲究礼仪，穿戴整齐，可以同孔孟的故乡邹鲁之地相比美；但要说到仪表的威严大气，邹鲁那些地方的人们就差远了。明清之际的志书说，景州人很看重读书学习，崇尚道德，民风淳朴，处事简约，讲求效率，没有那些繁文缛节，邻里之间也很少发生互相欺凌的事情，所以文武兼济、忠孝两全的才俊代不乏人。

“迎春”是州县衙门举行的重要活动。每年立春头一天，州县衙门全体官员身穿吉服，摆设仪仗，敲锣打鼓，各村的秧歌队集中到州城，在东郊举行迎春仪式。首先请出土牛芒神，官员行一跪三叩大礼，鼓乐前导，抬着土牛芒神，依次安奉到各官署大门内。土牛面南安奉，芒神安奉在东南。立春那天，清晨设香烛酒果，全体官员穿吉服，到自己的官署集合，按官职大小就位，依次行一跪三叩礼，奏乐擂鼓，各官执彩仗环立土牛两侧，赞鞭响过，众官边转圈边击打土牛，三圈之后礼仪结束。

大旱之年，州县衙门都要“祈雨”。祈雨之前，要准备好祝文和祭品，摆设香案，按祭礼要求放置酒具、香炉、灯烛。州县长官率属官素服祈祷，以示为民请命。民间祈雨前，要选择好日子，用柳枝编成轿，轿内置关帝像，参加祈雨仪式的人，也都戴上用柳枝编的帽圈，吹起锁呐敲起锣鼓，奏起祈雨乐，到州城县衙前挂号，等待县长官到神前上香行礼。仪式结束后，众人抬关帝像回村。如五日内下透了雨，各村就演大戏，感谢上天的恩德。如果没有下雨，就将祈雨活动作为上报旱情请求赈济的证据。

婚嫁是人生中的大事，从普通百姓到富家官绅没有不重视的。结婚前，女家先将嫁妆送到男方家里，称之为“铺床”。吉期一到，新郎到女家迎娶新娘。婚后第三天，女方父母要给女儿馈送食物，称之为“暖女”或“暖房”。女到夫家拜堂，新娘站在右边，新郎站在左边，双双行一跪四叩礼，这就是“男左女右”的来历。拜堂后，新郎新娘入洞房，饮合欢酒，称之为“合卺”，表示从此之后，新郎、新娘就成了一家人，要像一个人一样好好生活过日子。男女双方迎亲送亲的都是骨肉至亲。婚后三天，新娘先拜公婆，再到家庙祖茔祭拜祖先。第四天新娘与新郎一起回娘家，称为“回门”。结婚年龄一般在二十岁上下，也有十五六岁的男子娶二十多岁的妻子的，但这是少数。在贫寒之家情况就更特殊了，三十多岁的男子娶十五六岁的女子的也不乏其人。

丧葬是百姓生活中的另一件大事。初丧之时，要在门口悬一挂纸钱用以招魂，纸钱的数目依据死者的年龄而定，有多少岁就有多少张纸钱，俗称“纸骨突”。第二天成殓，孝子先将“纸骨突”兜到土地庙，意思是告诉土地神，死者的灵魂随之即来。之后焚烧纸车、纸马、纸轿等，称之为“送三”。来吊唁的亲友都要素车白马，有钱人家也有请僧道诵经超度亡灵的。“五七”过后，孝子出谢前来吊唁的亲友，称为“谢孝”。过70日，称为“尽七”，亲属选择吉日安葬死者。家庭富裕的会请一位“点主官”，“点主官”必许由品行好、有学问、有威望的长者充任；选一位“后土官”兼“祖道官”，此人必担任过武职；选四名“傧相”，入选者必须进过县学，有秀才以上的科名。点主礼要搞得隆重严肃，成服辞灵都要行大礼，起灵、遣奠祖道、朝祖、安灵、安葬、回主等都要从吉依礼进行。上述丧葬礼仪花费巨大，穷苦百姓是作不到的。百姓之家死了人，大都不出三天就下葬了。

景州先人以忠孝治家，祭祖在他们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官绅大户人家设有先祠，这是他们祭祀祖先的场所。普通百姓没有先祠，每到元旦（农历大年初一）、除夕（大年三十）则在家中摆设家堂，安排供品，对祖先进行祭祀。每逢寒食（清明）、中元（农历七月十五）、旧历十月一在祖茔祭祀。遇到先人忌日，也在墓前设祭。大户人家有祭田，到了祭祀的时候，就在先祠或祖茔进行公祭。祭祀时不能奏乐，但至于用什么祭品，举行怎样的仪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家里出了登科做官的人，是一定要到先祠或祖茔祭祀的。

景州先人讲究礼尚往来。世族大家每到端阳节（农历五月大五）、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新年（正月初一）三节前几天差人到女方的娘家送礼物，礼品多少丰啬应与家境相称。向他人送谢礼的也多在这三个节日前进行。对于农民来说，送礼不在这三个节日前，因为他们买不起像样儿的礼品。他们送礼选在每年麦收之后。因为这时新麦下来，各家蒸得起上白面的馒头，对他们来说，馒头就是最好的礼品了。这时，做母亲的要亲自带着馒头到亲家看闺女，亲家则煮温面款待她，这就是俗语说的“送馍馍，看闺女”。姨姑姊妹也有相互“送馍馍”的习俗。

睦家友邻是景州先人的好传统。旧志称，邻里之间，无论张王李赵，既住一村，都有祖上传下来的辈分。幼敬老，少事长，没有不遵守这个相约成俗的礼法的。就是有人在外显达了，回家后也不敢在乡里妄自尊大，乡中父老见面后，甚至可以直呼他的乳名，这种淳朴之风相沿至今。邻里之间有人有了急难，人们都会见义勇为，慷慨相助。相互借贷，互通往来更是人之常情。

景州百姓最重视的是春节和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叫上元节）。春节就是大年初一。这一天，五更就起来祭祀天地祖先，焚香烛，化纸钱，放鞭炮，吃饺子。吃过饺子拜年，先拜尊长再拜亲友，大家你来我往，串门走亲戚，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旧志对正月十五有很精彩的记述。它写道，“街衢大张灯彩，火树银花，彻夜辉煌，龙灯狮子诸戏，前后三日，甚是热闹。食汤圆，祭祖先，谓之上元节，亦谓之元宵节。自宋乾德中，吴越王钱俶用钱买灯，故十七、十八两日谓之钱氏灯。”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一些节日，如正月十六请紫姑神去百病；正月二十五日填仓，俗称“打囤”，图得是多子多孙，大囤满小囤流，吃喝不愁，好日子无尽头。这一天，各家各户早早起来，用草木灰画粮仓，院内洒一些五谷杂粮。有出嫁的女儿，头几天就要送回婆家，给婆家“添囤”。二月二日是“龙抬头”的日子，相传是黄帝的生日，用灰画青龙，将青龙引进井里；用糠画黄龙，将黄龙引回家中。三月三日，祭祀玄帝。寒食（清明），家家户户墓祭祖先，添坟，种树，儿童打秋千，放风筝。四月初八日，浴佛会。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辰日，庙会。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日，有的说这一天是关羽单刀赴会日子，关羽诞辰是在六月二十四日；也有的说六月二十四日是关羽的忌日。中秋节（八月十五）供月亮，供品是月饼、瓜果。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饮酒，蒸花糕。十月初一，祭墓烧寒衣。十二月八日，俗称“腊八”，吃腊八粥酿腊八酒。十二月二十三日，打扫房舍，祭祀灶神，供糖瓜、黍米糕，放鞭炮，送灶君朝天。除夕，即大年三十，换新门神，贴对联，摆设供品，放花炮，一家人围着火守岁，儿童戴假面具嬉戏玩耍，乡里耍狮子玩杂耍，新媳妇向公婆敬酒，长辈给晚辈钱，称之为“代岁钱”，即今之“压岁钱”。晚辈给长辈行礼，谓之“辞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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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州先贤著作美不胜收
邓文华

景州古多文雅儒学之士，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从目前流传下来的文字看，最早当推西汉之董仲舒。其建树学说开一代先河，史家称为儒学一代宗师，犹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汉书》有录的书目有《春秋繁露》17卷、《董仲舒百二十篇》、《公羊治狱》16卷、《春秋决疑论》10卷、《请祷图》3卷，其成名立身之作为《贤良策》。三国、晋时期，景州人著述流传下来的不多，见之于史学名录的、或景州旧志有记的仅晋木华《海赋》一篇。南北朝时期，因高、封二氏的崛起，景州人的著述出现了新的鼎盛气象。高允是其中之佼佼者。他在北魏仕五朝，官居中书监，封咸阳公，几十年位居显要，写下了大量的奏议表章和诗文。高允还精通算学，留下了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北史》高允本传有记的有《左氏公羊释》、《议何郑膏肓》、《算书》3卷、《集天文灾异》8篇。稍后之封伟伯著《封氏本录》6卷。当时朝廷整修明堂，从皇帝到主办大臣均对有关礼制不甚了了。博学多才的封伟伯据历代典集将明堂礼制绘画图形上奏朝廷，并写成《明堂图说》6卷。据《魏书》高崇传，北魏高谦之著有《高谦之集》。自西汉司马迁受宫刑居家著《史记》，士大夫私家著史书成为一时之尚。高谦之曾随舅父居于当时的凉地，修《凉书》10卷行于后世。封伟伯同宗封肃著《封肃集》10卷。封懿是后燕重臣，投北魏之后，虽官居高位，因不肯背弃旧主而见逐，但不久又被征辟入朝。后居家整理后燕典集，撰成《燕书》。隋代至于唐，也是景州人著述的丰盛时期。据《唐书》艺文志，为相近20年的隋代名臣高熲著《隋吉礼》54卷、《隋律》12卷。张胄玄著《七曜历数》5卷、《元历术》1卷，另有《隋大业历》1卷。唐代官位显要的首推高俭。他是唐贞观重臣长孙无忌的舅父、太宗皇帝的舅丈，对太宗夺得皇位也有拥戴之功，长时间居于宰臣之位。他受命编纂《大唐氏族志》100卷，《文思博要》1200卷，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建树的景州人是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他的诗文收录在《高常侍集》、《中兴间气集》中。晚唐时期的封敖，长期居于皇权中枢，为朝廷起草制文和诏令，深为世人所重。传世之作有《翰稿》8卷。封演供职于魏博七州节度使等幕府，政事之余，写下了《续钱谱》、《古今年号录》、《元正占书》、《封氏闻见记》等专著。高俭的五世孙高重，中明经科，初为盐铁转运巡官，历官司门郎中、侍讲学士、国子祭酒、鄂岳观察使、太子宾客。他为政勤廉，致力于董仲舒的研究，著有《春秋繁要》40卷、《经传要略》10卷，受命撰写春秋列国史40篇。

宋以后，景州人身居高位的屈指可数，因此也就没有多少有影响的文字流传下来。见之于国家正史名录的仅有金代路铎《虚舟居士集》、清代魏廷珍《课忠堂诗钞》。据景州旧志，金以后、以至于清，景州士人的著作多为诗词、散文、杂记之类，也有部分学术专著。这些著述，虽无董仲舒、高俭等人的洪钟大吕般的惊世之声，亦有短笛横吹般的感人之作，其一吟一唱、一歌一咏，皆情之所至、发自肺腑，一些学术专著不乏真知灼见。笔者据景州旧志将金至清景州人的著作列之于次：金代，路铎，字宣升，著《虚舟居士集》。明代，马祥，洪武丁卯（1387年）科举人，著《摘集古今格言录》；张文熙，进士，官至太仆寺卿，著《如是言》、《平情录》；刘凤翱，万历乙卯（1579年）科举人，官至河南修武知县，著《四书鞭影》20卷。清代，张元健，正定县教授，著《汇编书程》1卷、《芹宫集古》2卷；王瑞，顺治甲午（1654年）科举人，著《蠕言小史》7卷；张衡，字晴峰，顺治辛卯（1651年）科进士，官至陕西巡道，著《雷琴篇》4卷、《听云阁集》4卷、《燕台新咏》1卷、《四书备礼》、《古韵叶考》1卷；张囗，字柳亭，康熙甲子（1684年）科举人，著《柳亭诗集》、《柳亭文集》、《雨笑编》、《烛夜编》；王升，官至湖州知府，著《世法周行》、《德音初集》、《越秦政余》、《韵学詹言》、《冰心斋文集》；李孔嘉，进士，官至礼部郎中，著《筹仓管见》、《经世书》、《清晖堂集》；刘承挚，字起莘，康熙乙酉（1705年）科举人，著《四书载道文》29卷、《四书口议》、《澹庵斋诗稿》；申诩，字谦居，康熙癸巳（1713年）科举人，著《郁郁集》；张恂，官至泰兴县知县，著《二一山房诗稿》；曹昕，字绮庄，国学生，著《中田闲吟》1卷；李基塙，字露园，乾隆年间举人，著《墨霞堂诗稿》1卷；李景程，乾隆丙子（1756年）科举人，著《红素山房诗钞》1卷；魏廷珍，字君璧，康熙年间探花，历官尚书、总督、巡抚，著《课忠堂诗钞》1卷；李基坊，字拟山，著《宜春庐诗草》；刘燉若，雍正壬子（1732年）科举人，官至霸州学正，著《渠阳铎韵》1卷；刘鹏振，字程万，雍正乙卯（1735年）科副榜，著《春秋人地考》、《四书存是编》、《六有斋文稿》；高惟聪著《五服古今沿享革祭录》、《丧事文式》、《婚礼摘要》；张思熊，贡生，著《肯堂吟草》；张恩世，官至丽江知府，著《沙溪渔父草》；刘焴若，国学生，著《睡庵诗稿》12卷；张頫著《寒芋山房诗》、《红崖草》、《大笑出门集》；曹鸣谦，字耘皋，乾隆乙卯（1795年）科举人，著《通鉴纲目眉评》2卷、《读史杂记》1卷、《一桐轩诗稿》1卷、《冲挹轩诗存》、《冲挹轩文存》；曹则古，廪膳生，著《鸿雪集》1卷；庞世骝，乾隆丙午（1786年）科举人，著《槐阴存草》；张殿甲，副贡，著《一枝山房诗草》1卷；张招觐著《雨香龛诗草掇余》1卷；曹撝谦著《三山賸稿》；李景森，字蕃亭，嘉庆庚午（1810年）科举人，著《人境庐诗草》；刘启元，字仁圃，嘉庆庚午（1810年）科举人，著《大学直解》7卷、《周礼集要》1卷、《止止山人文集》百篇；刘泰清，嘉庆恩赐翰林院编修，著《惬心斋诗稿》、《文人鉴》；张畇，嘉庆乙卯（1819年）科举人，官至河南道，著《张氏诗集合编》、《琐事闲录》4册；张维崧，道光甲午（1834年）科经魁，著《臆园诗集》1卷；张景沂，字春波，道光戊戌（1838年）科进士，著《七竹山房诗集》；曹祖瑞，著《澹如斋诗集》1卷；张岫桐，字琴轩，咸丰辛酉（1861年）科举人，著《醉经堂诗草》；赵志和，字恬如，号介石，道光己酉（1849年）科举人，著《河间法戒录》；张鸣周，字凤臣，著《拳术释义》1卷、《诸兵释义》1卷；万其谊，字正甫，光绪丁酉（1897年）科拔贡，著《听香楼印存》、《说剑菴藏砚》4册；张汝漪，字湘泉，光绪辛卯（1891年）科举人，官至湖北松滋县知县，著《字学浅说》13篇、《晚播斋诗草》1卷。

需要提及的是董仲舒的《贤良策》。如上文所说，这是董仲舒的成名立身之作，正是有了这篇文章，董仲舒才得以立于朝堂，成一代儒学之宗。此文从总结亡秦的经验教训入手，提出了除暴政行仁政的观点、君权神授的观点、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和破格选拔人才的观点、防止官吏与民争利减轻百姓负担的观点、天人合一的观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等等。他的这些观点都是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出发的。其中有些观点是唯心主义的，给儒家那些本来十分明了通俗的语言穿上了神秘的外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种倒退。特别是他提出的独尊儒术的观点，窒息和封闭了人们的思想，为封建专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也正是有了他的这个观点，才使孔子的儒家学说，立于封建社会官学地位达两千多年，使儒家思想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和谐团结的重要文脉之一。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他的某些观点，对于改变当时百姓负担过重的现状、限制皇帝的权力、缓和阶级矛盾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董仲舒是对儒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去衡量、苛求两千多年前的人，而只能用辩证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读他、分析他。

再是唐代浪漫主义边塞诗人高适。由于他早年生活贫困，从藩镇名将哥舒翰转战于西北边陲，两度在朝为官、两度出任节度使，并做过县尉和州刺史一类的地方官员，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文章和诗歌具有同情劳苦大众的、积极向上的一面，同时使悲壮苍凉的豪迈风格成为其诗之魂魄、文之特色。据《新唐书·艺文志》载，高适原有集20卷，已散佚。今传世的有明人辑《高常侍集》，存诗240余首，多作于显达以前，体裁广泛，思想内容丰富，其中尤以边塞诗成就最大，《燕歌行》被视为唐代边塞诗的代表作。高适的诗以雄健豪壮著称。殷璠说，他的诗“多胸臆语，兼有骨气。”也有人说他的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今人刘开扬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有《高适集校注》。

《封氏闻见记》是封演编著的一部有关旧闻考证、佚事掌故、典章故事、异闻杂记的书，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封演早年入太学，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及第，累官屯田郎中，代宗大历六年（771年）前后，代理邢州刺史，历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唐德宗建中年间（780年—783年），在魏博节度使田悦的幕府任幕僚。因其官职不高，所传史迹不多。封演才高学广，著有《古今年号录》及《钱谱》各1卷，但都已亡佚。在他留下来的著作中，除《封氏闻见记》，只有《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一文。《封氏闻见记》原本今已不可见，现存的是后人辑录的10卷本共101条。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1至第6卷，多记述文史旧闻及掌故，第7、8卷，多记古迹异闻及杂录；末两卷则记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宋人王谠在他编纂的《唐语林》中采录了《封氏闻见记》的不少条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语必证实”，“原委详明”，甚至说“唐人说部，自颜师古《匡谬正俗》、李匡义《资暇集》、李溶《刊误》之外，固罕其比偶矣。”清代著名学者王士桢对此书也十分看重，认为“秘本可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唐人小说多涉荒诞，此书独语必证实，”所论“皆原委详明。”《中国通史》亦给予很高的评价。据岑仲勉考证，此书大约成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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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观景州塔
邓文华

景州塔，景县历史上重要的建筑标志。

景县的历史文化离不开景州塔。景县人以景州塔为自豪为荣耀，景州塔下有讲不完的故事。连孩童都会念这样的顺口溜：沧州的狮子景州的塔，正定县的大菩萨。景州塔有多高多大？百姓说，1只麻雀下了蛋，从13层塔顶滚下来，蛋里的小麻雀就咬破蛋壳飞出来了。不知哪朝哪代，塔顶的葫芦裂了道纹，民间的匠人打不出这么大这么长的锔子，人们正在发愁，第二天起来一瞧，塔葫芦锔得严丝合缝，原来是鲁班爷闻讯赶来，连夜将塔葫芦锔好。其实，这不过是传说，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景州塔在景县人的心里占有怎样的位置。

景州塔位于今景县景州镇景安大街北边、县委机关西侧。据景县旧志记载，古塔“内累13级，高28丈8尺有奇。圆分8面，底周16丈。”近年经实际测量，塔高63.85米，底座周长50.5米。天空晴朗的清晨，40里以外可依稀见其雄伟的身姿。

此塔全称为“释迦文舍利塔”，简称“景州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为八棱柱体，砖木结构。基座以巨石铺就，主体为青砖砌成。每层均有东、西、南、北四个洞户，上下以阶梯相连。循阶梯而上可直达塔顶。塔顶为葫芦式，以青铜铸造。铜顶下部罩铁丝网（刹网），四面各悬一铁匾，南面铁匾铸佛像三尊，东、西、北三铁匾均铸有“齐隋重修”字样。铁匾下悬铜镜，近年已全部坠毁。据年长的人们回忆，过去每有风起，塔顶的刹网、铁匾、铜镜随风鼓动，与各层洞户穿堂风相呼应，如惊涛澎湃之声，人们誉之为“古塔风涛”。1973年县文化部门对宝塔进行维修，在塔顶铜葫芦内取出明代木版佛经3部9册。其中《大乘妙法莲华经》6册、《大乘诸品经咒》1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2册，释迦牟尼涅槃卧式铜佛一尊。

有塔便有寺。据记载，明永乐五年（1407年），僧正如朗曾募集资金修建开福寺。据说，如朗建寺之前，在设计图纸时颇费了一番周折。他走了不少寺院，也采集了不少样子，但总觉得不满意。一天晚上，他作了个梦，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来到面前，对他说：“佛法无量，佛法无量！”正想起身行礼，老者已飘然而去。他从梦中醒来，再也没了睡意。他展开图纸，重复着老者的那句话：“佛法无量，佛法无量！”不由得灵机一动，脱口说道：“无量，无梁也！”如朗连夜修改图纸，将大殿设计为两层飞檐，无梁穹形顶，并将“无量殿”作为大殿的正式名称。开福寺建成后，明天顺年间（1456年—1464年）进行了第一次重修。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福寺僧人募集资金建千佛阁。千佛阁“层檐叠架，工致峻丽”，颇具特色。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景州人张英及僧人继洪募集资金在正殿即无量殿内铸“铜佛三尊，各高8尺6寸”，整修山门、神道，使开福寺“俱极宏敞”。清康熙十一年（1671年），汛兵金应隆、承差高如斗捐资整修开福寺，知州张一魁主持重修了一座山门。经历代建设和修葺，到清康熙年间，已形成以古塔为主体，无量殿、千佛阁、东方丈、西方丈、山门、神道组成的布局合理、错落有致的开福寺建筑群。民国年间，僧正宗瑞置香火地、房舍以为庙产。随着开福寺的扩建和兴旺，加之历代统治者崇尚佛道，到了清朝末年民国之初，小小的景州古城已是寺庙道观林立，钟磬之声相闻。据景县旧志记载，仅景州三关四门里这个范围内，就有庙宇道观22座。光绪初年，全县共有38174户，206154人，但据不完全统计，寺庙道观就达75处，而且香火极盛。足见佛道两教信徒之众、影响之深。

景州塔始建于哪个朝代，至今未发现准确的文字记载。但在塔第一层内砖上刻有这样的文字：“光禄寺丞知冀州条县事兼兵马常谔臣记时大宋元丰二年己未岁五月初十日同施县君李氏等男璟琦球琥等知县事常谔臣书”，另一内砖刻：“河间路景州条县开福寺重修释迦文舍利宝塔记大元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塔顶则有“齐隋重修”字样。北魏兴安年间，朝廷令各州郡县在百姓聚集区，“各听建佛图一区”。据此，景县古塔应始建于公元452年至公元453年之间，据今已有1550多年的历史。人们一定认为，景州塔这样大的建筑工程，不但需要高超精湛的建筑艺术，还要耗费大量的资财。在那个年代，即使有僧人化缘，也须有国家赞助，否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推测不无道理，但在当时的景县也许不是这种情况。

据记载，南北朝时期，塔寺建造的投资者大体有三：一是朝廷，二是王公贵族和大臣，三是百姓捐资。北魏末年到北齐时期，王公大臣建的佛塔就有840多座，建于北魏高宗年间的景州古塔，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座。那时的景县人在北魏作高官的很多。尤以高氏和封氏为最。高、封两姓史书有传的就有一百多人。其中最有名的是高允。高允官至光禄大夫、领中书监、进爵咸阳公。北魏高宗取消佛禁，诏令各州郡县建寺庙佛塔之时，高允已官至中书侍郎、领著作郎，并作过皇太子拓跋晃的“翰傅”。太子死后，高允在拥立高宗上还有大功。高允这些人大都安葬于原籍，至今高封两族的墓葬封土犹存。他们在原籍建塔，不但顺应了皇上的旨意，还显示了自己的荣耀，何乐而不为呢！

近年来，不少文物专家前来考证，认为景州塔为宋代建筑风格。这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北魏建的古塔，却是宋代风格呢？答案只能有三个，一是自然灾害破坏，二是人为毁坏，三是自己损毁。到了宋代才又重建。是自然灾害破坏所致吗？公元550年，高洋代东魏建立北齐。北齐小朝廷在我国的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的27年，公元577年为北周所灭，北齐年间曾对景州古塔进行过一次重修。据景县旧志记载，自建安十八年到北齐后主武平六年，仅发生过两次较大的灾害，一次是“东魏天平三年大饥”，一次是“北齐后主武平六年冀定赵幽沧瀛六州大水”，这样的灾害不致使古塔受到严重损坏，在此后的记载中，也未发现可以导致古塔毁坏的自然灾害。

北齐重修之后，景州古塔经历了两次大的劫难，第一次是北周武帝灭佛。武帝灭佛，完全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武帝十分注重节俭，反对建筑豪华的宫殿皇城，更看不惯各级官吏和富家挥霍财富建寺修庙。更重要的是，僧尼有免除役调租税的特权，大批百姓为逃避租税进入寺院，或为僧尼，或为奴隶，或为依附户，僧尼大众很快达到300万之多，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战时兵员严重不足。寺院利用手中的特权，采取不正当手段向百姓敲诈财物、夺取土地，寺院同农民的矛盾已十分尖锐。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中的上层僧侣成为寺院财产的掌管者，他们同下层僧侣的关系势同水火，僧人领导的暴动接连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北周武帝下了灭佛的决心。武帝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七日下达灭佛令，到建德六年，即公元577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历代三宝记》），景州古塔当然在被毁之列。

但是仅仅过了7年，即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宇文氏，建立隋朝，当年就下令解除了佛禁，于是佛教又以强劲的势头发展起来，这样景州古塔才得以重修。隋之后经两个半世纪的发展，佛教在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新的鼎盛时期。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五月，据祠部统计，“天下寺4600，兰若40000，僧尼260500”（《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当时，唐王朝与契丹、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的矛盾十分复杂，边事连年不断；一些地方的节度使拥兵自重，常有不臣之心，叛乱时有发生。僧尼的大量增加给百姓和国家带来沉重负担，影响了财政收入和内外用兵。武宗即位后，对“僧尼耗蠹天下”的弊端深恶痛绝，决心禁绝佛教。到会昌五年八月，“凡天下所毁寺4600余区，归俗僧尼260500人，大秦穆护、祆僧2000余人，毁招提、兰若40000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0000人”（《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

这次禁佛事件，景州塔如果有幸保存下来，应当是隋代风格。之所以成为宋代风格，只能是第三种原因——自身损坏，在宋代重建。这样的事情不无先例。唐代高僧玄奘取经回长安后，曾建了一座塔，后人称为雁塔，由于施工进度快，仅存在了30年就塌掉了。重新修建后，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然又先后两次被毁，两次重修，不但改变了原来的建筑形制，连高度也改变了。

景州塔历尽沧桑古韵仍存。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春天，乾隆皇帝南巡驻跸城北大行营。他早闻景州古塔的高耸巍峨，稍事休息就来到开福寺。他在侍从的陪同下登上景州宝塔，只见景州古城尽收眼底，宝刹兀然入于云端，鹳雀、白鹤悠然盘旋，洞户吞吐四海风烟……眼前的万千气象使得这位乾隆皇帝心胸豁然，诗意大发。这一夜他就住于开福寺，写下《咏开福寺古塔两首》。其一，“浮图百尺接云天，千里山川近目前。宝网穹窿摩鹳鹤，洞窗疏达纳风烟。龙蟠水府常听贝，雁下花宫自解禅。我志愿希三代上，那寻残碣问隋年。”其二，“绀宇献青莲，瞻游取路便。法云垂四界，花雨散诸天。韶秀春光閟，崇隆塔影悬。禅房聊静憩，驹隙指三年。”接着为景州开福寺题写了“无量福田”的匾额。新中国成立后，乾隆皇帝题诗御碑及景州开福寺御赐匾额尚存，不幸在文革中遗失，这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景州人魏廷珍，清康熙戊寅年间（1698年）拔贡，癸巳年间（1713年）加科，名列一甲第三名（探花），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湖南、安徽、湖北巡抚、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漕运总督、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每次探家或途经景州总要登古塔、游开福寺。景县旧志曾有其咏古塔的七言律诗一首：“十二层霞万铎风，千门日月入青空。云间人语丹霄外，步踏星辰上界中。宝鉴丽天元气合，玉泉涌地海潮通。开皇以后年谁纪，舍利应随白马东。”此诗可谓现存咏景州塔诗中的佳作。德州人田同之《景州道中》，用白描的笔法给我们展现了一幅船帆、塔影、烟霞、碧树、长河组成的水墨丹青，并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董仲舒读书、讲学的广川古镇。他写道：“弓高烟树接重邱，帆影垂垂塔影浮，一线长河连胜地，不知何处广川楼。”清同治年间，敕文林郎、朝议大夫、景州知州张景沂《登开福寺古塔》也写的颇具特色：“登临无处可销忧，且上浮图最上头。远道红尘飞驿骑，遥天春色动边愁。一身孤廻云霞近，满目苍茫涕泗流。底事乘风不归去，偏将醉眼看神州。”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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